
《沙家浜》和胡传魁:
儿子心中的“司令”
余光、天晟、一水
胡肇汉
在20世纪70年代,《沙家浜》影片于沙家浜举行首映,现场观众对银幕上胡传魁的形象激动不已,纷纷指向屏幕,共同称赞:“这不就是当年备受当局惩处、恶名昭彰的胡肇汉吗?”
兵变称“胡司令”
现实中的胡肇汉与戏剧中所描绘的形象相去甚远。在舞台上,胡司令的形象被塑造成体型丰腴、行动笨拙,性格粗犷,态度更是傲慢无礼。但现实生活中的胡肇汉却截然不同,他身形苗条,举止干练,眼神锐利如鹰,不时闪现出几抹狡黠与狠辣,让人不禁对他的阴险狡诈产生遐想。
胡肇汉,生于湖南岳阳,早年便投身于地方保安团,身着戎装。自二十岁起,他便加入了国民党警界,历任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中队长、青浦县水巡队长等职务,皆在上海地区担任。
淞沪之战后,国民党军队承受了极大的损失,辽阔的江南大地不幸成了日军铁蹄肆虐的目标。胡肇汉在沪城失去了立足之地,只能颠沛流离至苏州一隅。不久,他加入了国民党程万军部的何锡光支队,担任副官一职,肩负起前往吴县阳澄湖中心太平桥北的任务,那里是散兵游勇聚集的所在,他也举起了“民众自卫队”的旗帜。随后,他带领手下,一举捣毁了吴县黄棣镇的日伪警察所,成功缴获了所有武器。紧接着,他们攻占了苏州城外的北桥伪军据点,自此在阳澄湖地区稳住了阵脚,逐步推进。
在京剧《沙家浜》中,那首脍炙人口的唱段“阿庆嫂智救胡传魁”,剧情与胡肇汉的发迹历程竟出奇地相吻合。唱词中如此传神地描绘:“乱世英雄起,握枪便称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胡肇汉亦在持续扩充自己的势力,“彼时,一枚银元便能兑换一支枪,而胡肇汉的财富已是颇为丰厚。”
“支队参谋长陈维芝,人称陈味之,实则叛国投敌。若他欲投身抗日,就必须跟随我一同奔赴战场。”话音刚落,他毫不犹豫地当场将陈维芝击毙,并严正警告在场的众人,任何敢于反抗者都将面临与他同样的结局。曾经的部下们随即整齐地排列在两侧,紧握着手中的枪柄,摆出了庄严肃穆的阵型。由于部队对当前的局势一无所知,一时间无人敢对胡肇汉的命令有所违抗。
车队驶抵苏州阳澄湖畔的相城区,胡肇汉便在当地首屈一指的餐馆摆下盛宴,邀请了镇中享有盛誉的商贾。传言中,他特意派遣了精锐守卫于门前,严阵以待。胡肇汉郑重其事地宣布,此次前来是为了抗击日寇,并誓言在此地安营扎寨。他呼吁在座的各位,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齐心协力支持抗日事业,并坚决表态,绝不做汉奸。当时,为了尽早驱除日寇,众人纷纷慷慨解囊。于是,胡肇汉在阳澄湖畔逐渐壮大势力,建立起根据地,声名远播,被尊称为“胡司令”。
伴随着新四军的奋进与“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勇猛兴起,胡司令在湖畔的霸主地位终于迎来了终结。
1939年7月的黎明时分,"江抗"副总指挥叶飞亲临昊县太平桥,向胡肇汉深入阐述了我党的抗日战略。尽管胡肇汉心中存有抵触,他却未敢公然违抗。于是,胡肇汉所率之部队被纳入"江抗"四路独立第一大队一支队的编制,而他本人依旧保留了司令的职务。"江抗"部队继续西进,胡肇汉的部队亦随行。然而,当队伍抵达无锡鸿山时,胡肇汉突然萌生退意,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提出了休假申请。随后,他带领几名亲信返回了阳澄湖地区。
自1940年6月起,胡肇汉高举“忠义救国军”的旗帜,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国民党的顽固派阵营。然而,他亦与日本侵略者和伪政权暗中勾结,成为阳澄湖畔居民口中的恶煞。根据统计,他曾经逮捕了近200名地下工作者、“江抗”战士的亲属,以及无辜的平民,对他们实施了枪决、斩首、剖心、焚尸、活埋以及“种荷花”等惨绝人寰的酷刑。
在抗战胜利的欢声雷动中,胡肇汉曾短暂执掌国民党太昆边区清剿指挥所的大权,不久后,他又长期担任了昊县阳澄湖区的区长一职。然而,当1949年的春季来临,解放军百万雄师沿长江两岸如破竹般节节胜利,胡肇汉敏锐地洞察到了形势的紧迫性,便悄无声息地乘船,从阳澄湖中潜行离去,自此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未携妻儿赴台
2010年春节的脚步渐近,一个午后,苏州某座老旧小区的一栋住宅楼内,一间简陋的画室里,胡中元正挥毫泼墨,笔触灵动。胡中元,1940年出生,自18岁那年始便追随苏州知名的工笔画大师张辛稼,潜心研习花鸟画艺术。他被誉为“中国当代杰出画家”,并身担高级工艺美术师的重任。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其实是昔日军装映衬下,佩戴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胡肇汉将军的长子。
《沙家浜》一剧中,唱词生动再现了“常熟城内嫁妆盛,城中佳丽美”的繁华景象,勾勒出胡传魁迎亲的欢腾场景。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胡肇汉的配偶是否果真如同剧情般,乃“周译官之妹,常熟城内的知名丽人”呢?
即便与父亲结为连理,母亲依旧常常提及,尽管求婚者络绎不绝,她却始终未婚,直至与他相遇。
胡肇汉在落网后坦言,自上海解放之后,他被迫流亡至广州,历经波折,最终抵达香港。由于对当地环境的不熟悉,他未能与敌特组织建立联系。直至1950年3月,他抵达舟山,这才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取得联络,并被赋予重任,担任“江苏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的副指挥官兼行政委员。起初,他意图率领一伙匪徒从宁波沿海登陆,但考虑到解放军的严密监控,此计划未能付诸实践,只能再次潜回香港。他曾计划先前往上海,再潜回阳澄湖召集旧部,却没想到在上海不幸落入公安人员设下的陷阱。
胡中元至今仍能清晰地回想起,那是在1950年的暮春初夏之际,他与父亲最后一次的见面场景。“父亲从台湾归来,却苦于无法与母亲取得联络,”他回忆说,“于是母亲便命我在约定的时间,前往楼下的十字路口等候他。”随着夜幕的降临,自上次相聚已有一年多的时光,此刻的重逢让我心中涌动着喜悦,我不禁轻声唤了声“爸爸”。父亲身着长衫,头戴礼帽,我们彼此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一同朝着家的方向缓缓走去。直至我们抵达家中,我先一步推门而入,他随后跟了进来。至于父亲究竟是如何被捕的,尽管当时我们都在上海,我也只是听闻罢了。”
尽管胡中元当时年仅9岁,对于父亲在1946年前后所经历的一系列波折,他的记忆已变得相当模糊。然而,那时的他正处在幼年的懵懂之中,尚未能够理解为何父亲会毅然决然地舍弃整个家庭,踏上那片未知的旅程,踏上那片他未曾涉足过的土地——台湾。
往昔,父亲曾生出一丝念头,想要携我们一家远赴异地。然而,母亲却坚决地回绝了这一提议。她对随父亲奔波于军旅间的艰辛深有感触,心中不免充满了忧虑。她忆起抗战尚未结束的那段时光,记得有一回在深夜里紧急行军。当时,她坐在藤椅上,被士兵们小心翼翼地抬着前行,耳边隐约传来山顶上日军的喧嚣。恐惧如阴霾般笼罩着她。面对那未知的未来,她坚定地开口:“你就独自去吧,我和孩子们将留在上海。”在如此困境中,父亲终究还是孤身一人踏上了征程。
潜回执行任务
胡肇汉在台湾圆满完成了培训任务,肩负着使命,踏上了返回大陆的征途。然而,他尚未抵达上海,江苏公安部门就已经提前掌握了相关信息。胡中元回忆道:“母亲曾经告诉我,那时父亲已经将所有事宜安排得井然有序,责任分配得十分明确。他原本无需再返回大陆,但这一次,他却不幸遭遇了意外。”
历经曲折,我终于在吴江市有幸找到了当年参与上海抓捕胡肇汉行动的谢德文老人。当时,谢德文老人担任苏州专区公安局侦查科情报股长的要职,肩负着执行抓捕任务的重任。
苏州警方此次赴上海执行任务,由五名英勇干警负责。谢德文回忆说,他们历经辗转,三次奔波,最终在一家老旧居民楼的顶层成功拘捕了胡肇汉。与此同时,上海警方也迅速派遣警力支援,他们假借核查户籍的名义,抵达该居民楼后敲响了门铃。当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半,睡在阁楼上的胡肇汉已察觉到异样。紧接着,上海警方七名警员手持装备,强行进入,将胡肇汉制服。胡肇汉身材不高,甚至显得些许单薄。即便五月已至,他仍旧戴着帽子,格外引人注目。经搜查,帽子中藏有身份证明文件。胡肇汉很快便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身份。
谢德文回忆起对胡肇汉的抓捕经过,形容整个过程异常平和,未曾发生任何打斗或争执。被捕后,对他的处理并未引起公众的特别关注,以至于无人因此功绩获得表彰,仅在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新闻稿。直至审判之际,众人纷纷对胡肇汉进行了血泪交织的控诉,这才逐渐揭露了他土匪的真实面目。
1950年11月30日,在苏州金门之畔,华东革命大学的礼堂内,一场针对胡肇汉及其同伙的公审大会庄严召开。随着审判的结束,法院迅速作出了判决:胡肇汉和王群这两名匪首被判处死刑,且即刻执行。传闻称,在宣判的那一刹那,胡肇汉的身体突然失去支撑,瘫软在地,在公安人员的搀扶下,被强制抬上囚车,送往行刑现场。
胡中元心中对父亲的最后一幕,永远留存着他那干净整洁、神采奕奕且平和宁静的面容,以及他身穿的那件米色长衫。至于父亲被捕后,家中那两次不寻常的全家团圆时刻,至今仍清晰如昨,仿佛发生在昨日一般。
胡肇汉被捕之后,他一度被关押于当时的苏州司法机构,而今日,这机构屹立于苏州桃花坞大街的东端。那正值1950年春末夏初之际,我们全家人接到探访他的通知。午后四点左右,母亲携带着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来到了司法机关的礼堂,与父亲团聚。一旁站立着解放军士兵,父亲身着米色长衫,身上并未加锁手铐,仪容整饬,神采焕发。他当时面容沉静地对母亲说:“恐怕我难以生还,你须得好好教养这四个孩子,若不得已而将他们托付他人,我也绝无责怪之意。即便你再次嫁人,我也不会怪你。”母亲没有落泪,只是责怪父亲不该重返上海。胡中元如此回忆。
胡中元及其弟弟、妹妹和母亲,三人在拘押其父亲的司法机构中度过了三天。在即将告别之际,他们获准与父亲作最后的团聚。这次会面是在一间办公室里进行的,胡肇汉依旧穿着传统的长衫,身上没有携带任何刑具。然而,与以往不同,这次见面,众人皆沉默以对,或许心中早已有所预感。随着天气从酷热转变为寒冷,胡肇汉的人生似乎也即将走向终结。
称职父亲
“不好了!先生不幸遭遇了变故!”在一个冰冷的冬日,苏州临顿路东花桥巷的拉黄包车夫,脚步匆忙,朝着胡中元家飞奔而去,一路上声嘶力竭地呼喊。胡中元回忆称,这位车夫昔日常为他的父亲拉车,对他以“先生”这一尊称相称。但那天,车夫在拉车的路上目睹了公审与行刑的惨烈场景,便急忙赶回家中,焦急地将这个不幸的消息传达给了胡家。
母亲即刻为父亲选购了一副全新的棺椁与服饰,并慷慨解囊,为选购墓地倾注了心力,将父亲安葬于今日朱家庄周边。然而,考虑到种种特殊原因,她并未立下详尽的墓碑。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城市的变迁,父亲的安息之地也逐渐被遗忘,最终在历史的洪流中渐行渐远。
抚养四个孩子的辛劳,自是不必赘述。“我的母亲不得不忍痛出售家中所有金银细软,用以缓解眼前的困境,甚至一度险些流落街头,沦为乞丐。幸而,她依靠打零工的收入,勉力维持着家庭的生计。但到了1958年,母亲不幸辞世,我们这个家再次陷入了生活的低谷。”
胡中元在青春岁月里历经磨砺,直到18岁那一年,凭借着对绘画的执着与热爱,他成功被苏州民间工艺厂录取,就此开启了他作为一名美术设计人员的职业生涯。尽管每月仅有微薄的50元工资,他却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抚养弟妹的重任。
穿越漫长的历史长河,亦或在民间代代相传的故事中,父亲的形象常被刻画为汉奸或是土匪。然而,在我们这些子女的记忆里,他的形象却大相径庭。正如胡中元所言,他无疑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父亲。他对我们的疼爱无微不至,关怀备至,经常带着孩子们漫步在观前街,享受那份宁静的时光,或是品尝各式各样的美食。在教育子女的道路上,他同样展现出了严格的姿态,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到一举一动,都制定了明确的标准。比如,坐姿要求挺拔,外出拜访时必须保持礼貌,在大人落座时,孩子则需站立一旁,用餐时更是严格禁止发出任何声响……
胡中元回忆往昔,心中对父亲胡肇汉的形象记忆犹新。他记忆中的父亲素来不沾酒水,烟不离口,每当晨光初现,便沉浸于书法的深造之中。他不禁自嘲地轻叹:“或许,我对绘画的热爱,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父亲遗风的影响。”
鉴于家宅与众不同的悠久历史,父亲的肖像照不幸已化作烟尘。现今,我所拥有的这幅图像,系我从纪念馆内精心复制得来,堪称孤本。它不仅承载着我对于往昔时光的深沉追忆,更是因那段历史正日渐远去,显得尤为珍贵。
建国初,捕杀魔王。
“胡传魁”始末
导读:在京剧《沙家浜》里,由“胡传魁”这一角色所诠释的匪军司令形象,恶行累累,令人咋舌。该角色的原型,正是江浙地区臭名昭著的恶霸胡肇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始终未曾懈怠对胡匪的追捕工作。然而,这条搜捕之路蜿蜒崎岖,布满了无数的艰辛与挫折……
自封司令,政治匪徒。
胡肇汉,湖南人士。当年1937年,日寇侵袭上海之际,他所隶属的国民党部队在常熟白茆(音“毛”)地区不幸遭遇溃散。身为班长,他与十余名散兵游勇一道,为躲避日机的猛烈扫射,选择了一条隐蔽的小径向南逃逸。在逃亡途中,他们不幸得知苏州与无锡两地已被敌军占领,于是便在吴县阳澄湖中心区域的太平桥附近暂时安顿下来。
现今,盗贼横行,毫无顾忌地犯下抢夺的罪行,严重扰乱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安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胡部得以受到肉店保长阙延卿的庇护,并被雇佣以协助维护当地的治安。在乡民、保长以及富裕乡绅的共同支持下,胡部开始招募散落无主的士兵,购置武装装备,从而建立起一支队伍,并自封为“司令”。
1939年秋季之初,胡肇汉在国民党特务武装的诱惑与贿赂之下,毅然选择了投靠军统。此后,他时而与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建立联系,时而与汪伪的“和平军”暗中勾结,其行为摇摆不定,纯粹是为了追求个人私利。最终,他沦为了一名类似座山雕般的政治匪徒。
在抗战胜利的余晖与阴影交织的岁月里,胡肇汉曾暂代国民党青浦县保安司令之职,然而,他的主要身份却是国民党吴县阳澄区的区长。在阳澄湖周边,他的影响力如影随形,长达12年之久。然而,在这段岁月里,他对待我新四军的伤病员手段残忍,对进步青年和民众实施残酷的活埋,其行径令人愤慨。他欺压乡民,强抢民女,任意妄为,罪恶行径层出不穷。每当人们提起“胡肇汉”这个名字,无不心生恐惧,仿佛直面一只咆哮的猛虎,谈及此事,无不脸色大变。
我人民解放军英勇挥师渡江,南征北战,国民党政权迅速土崩瓦解。胡肇汉深知自己罪孽深重,血债累累,于是从太平桥驻地悄然潜逃,乘坐雇来的船只南逃。在南逃途中,胡匪曾在唯亭镇露面,被12名手持冲锋枪的警卫人员簇拥着登岸,前往昔日部下庶务长朱惠文家中,料理后事,并指令朱“召集旧部,寻找时机发动起义”。在朱家享用过餐后,胡匪表示将再次南下,随即匆忙乘船离去。此后,便音讯全无。
不久,朱惠文与旧部邵银福等人暗中勾结,于1950年炎炎夏日策划了一场武装叛乱。此行径终被我公安机关悉数侦破,并对其进行了果断的拘押和严厉的打击。
02 寻觅匪迹
在建国之初,我国政府未曾有丝毫松懈,对胡匪的追捕工作始终紧锣密鼓。吴县湘城公安分局肩负起处理胡匪案件的重任,其办公地点设于太平桥镇。当时,湘城公安分局仅拥有六七名干警,分局长一职由经验丰富的公安干部包振家担纲。自1949年9月起,他们接连破获多起武装匪特案件,并对苏、沪等地的胡匪联络点进行了数十次深入侦查,尽管如此,胡匪的踪迹依旧难以寻觅。
直至1950年春节前夕,一则喜讯不期而至。湘城镇的镇长,曾在国民党伪政权时期担任要职,亲自前来传递消息,透露胡肇汉麾下第一大队长、他的养子史云泉,有意与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史云泉在胡肇汉身边享有崇高的威望,身居要职。解放之后,他选择退隐于家乡湘城镇周边,隐居于镇南地区一座荒废的墓屋之中。
循着史云泉所提供的线索,胡肇汉巧妙地藏匿了他的秘密情妇,并在逃离前将她安置于阳澄村保长的宅第之中。包振家等人的追踪终于来到了这里,他们最终在上海浦东的一间布店中,揭开了胡匪的藏身之处。
翌日,包振家与两位助手一同精心装扮,模仿起典型的“跑单帮”模样,并对胡匪的小妾也施以相同的掩饰。抵达浦东后,他们逐一对街道上的布店进行了探访。在一间宽敞的三间布店前,小妾点头表示了满意。包振家一行人对该布店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前往邻近的派出所,对店铺的背景进行了深入调查。原来,这家布店的老板姓王,是一位湖南人,在此经营布店已有数载。
老包精心策划,意图在旅途中对那位姓王的老板实施突然袭击。为此,他们机智地扣留了胡的姬妾,将其隐藏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的人群之中。不久,一位身着棉袍的中年男子,步履匆匆地从布店的方向走来。
老包敏捷地一掌将胡的小妾轻轻推开,小妾心领神会,立刻轻盈地与那男子擦肩而过,轻声唤道:“王先生!”男子未料有此一幕,顿时愣住。在他反应过来之际,老包一行人迅速包围,将他牢牢控制,随即将他押解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在重重压力之下,王老板终于有所松口:“三天前,胡肇汉抵达了上海,暂住在我的府上,并力图说服我重返他们的团队。我和胡本是同乡,曾在湖南共事过,但我最终选择退隐江湖,开设了这家布匹店。由于我对胡心存疑虑,担心他有所企图,我不得不勉为其难,答应协助他处理一些联络事宜。他在此停留了整整三天,声称是前往香港洽谈生意,之后便悄然离去。”
翌日,老包重返王老板的住所,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随后便返回太平桥镇,静心等候上海方面的回复。此事发生于1950年二月。
制定抓捕方案
经过一段漫长的耐心等待,吴县湘城公安分局终于接到了上海王老板的电话,电话中的暗号简洁有力:“贵客已至!”听闻此讯,老包即刻率领两名助手,迅速租船启航,夜以继日地赶往上海。
抵达王家之后,王老板即刻取出了胡肇汉从香港寄来的那封紧急信件。信中,胡肇汉以铅笔在寻常纸张上草草地勾勒出字迹,信笺上的字迹虽略显歪斜,但内容却清晰可辨:“XX兄:我已平安抵达香港,请放心。在上海的日子里,承蒙您的热情款待,我内心深感感激,这份情谊我将铭记在心。此刻,我正忙于商谈生意,一旦有所成就,必会亲自返回上海,向您表达我由衷的谢意,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老板,请速来赴约。”
众人的士气顿时昂扬。在此之前,老包及其团队已与上海浦东公安分局以及苏州市局的同事们建立了紧密联系,各方力量立刻紧急集结,召开会议,全力以赴加速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日复一日,王老板焦虑不已,亲自赶到现场进行汇报。他急切地说:“有人传来消息,胡匪老板将于明日抵达上海,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全面的接待准备工作。”话音一落,他立刻转身,再次匆匆离开。
王老板踏上了归途,紧随其后,抓捕小组立刻召开了一场实战部署会议,对全体成员进行了细致的分工,并明确了作战的层级架构。苏州专区集结了吴县公安局的精英力量,形成了第一梯队,由包振家等三位英勇的同志担任指挥,他们肩负着直接执行抓捕任务的重要职责。苏州市局则构成了第二梯队,主要负责保障楼梯安全,为前线行动提供室内支援,并严阵以待,以防胡匪逃脱。上海市局,包括浦东分局和水上分局在内的警力,组成了第三梯队,他们负责对现场进行严格的封锁,封锁江面,并应对可能出现的敌人援军。
04 杀人狂魔被捕
今日,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当晨光熹微,战场的勇士们便早已摆好阵势,整装待命,准备投入激战。
当夕阳缓缓西沉,四周的紧张氛围愈发浓重。就在这一刻的危急关头,老板娘在慌乱中疾步而至。她的言语断断续续,气息急促:“共计二十八位……我丈夫已将门紧闭……他们此刻正于楼上商议……我以布店货源不足为由,方才得以趁机独自外出,向亲朋好友借得布料。”
在掌握关键情报之后,我们按照既定的行动计划迅速展开行动。首支小组的三位同志巧妙地化身为人力车夫,与店主之妻同行,率先抵达了布匹店。与此同时,其他成员也迅速奔赴各自负责的区域执行任务。
店主之妻与两位伙伴一同到达府邸门前,她掏出钥匙,准备打开大门。就在钥匙即将插入锁孔之际,门内的守卫轻声询问:“来者何人?”店主之妻镇定地回应:“本人,送货至府。”
悄然推开一扇微缝,三人无声无息地潜入,迅速控制了守卫的武器。他们轻巧地爬上楼梯,楼上的敌人感到了异常,低声问道:“楼下是谁?”楼梯下方,店主面不改色,轻声答道:“是我们。”楼上的警惕随之解除。
悄无声息,三人攀登至楼层中部,接近一扇隐秘的房门。他们屏住呼吸,凝神聆听,方才意识到那伙盗匪正全神贯注地召开会议,激烈地争执着各自的“职位”。老包使出浑身解数,猛地一脚踹向房门,门应声而开。
屋内灯火辉煌,匪徒们围绕着由三张大桌拼接而成的长桌而坐,几乎填满了整个空间。趁着敌人因突袭而愣神的空隙,三人默契无间,迅速将六支短枪带入屋内,瞄准了匪徒们,齐声高喊:“切勿轻举妄动!请立即举起你们的双手!”
室内喧嚣声逐渐升温,仿佛困兽般奋力挣扎,一名亡命之徒猛然跃上桌台,身体腾空,用头顶猛力撞击天花板上的电灯泡,瞬间将其击得四分五裂,室内立刻陷入一片漆黑。显然,敌人借此机会发起了最后的反击。
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两束耀眼的光芒如同利箭一般划破浓重的黑暗,室内瞬间变得明亮如昼,连最细微的毛发也清晰可见。原来,第二梯队的同志们已及时赶到现场,他们手中的强力手电筒发挥了关键作用。三人齐声高呼,声音如雷霆万钧,震撼人心:“任何胆敢轻举妄动者,必将遭受无情严惩!”这声震耳欲聋的警告,再次将敌人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之下。
一众匪徒纷纷举起双手,依次走出房门,随即,他们被迅速戴上手铐,并被押送下楼。
杀人魔王胡肇汉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1951年春季,他被判处死刑,并在苏州执行了这一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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